在过去半个世纪里，英国陆军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战略需求和反复的实战检验。冷战时期，为应对苏联威胁，英国陆军的作战能力持续扩张。
此后，在北爱尔兰、福克兰群岛、海湾战争、巴尔干地区、塞拉利昂、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中，其战斗力得到了验证，也承受了巨大压力。这些军事行动既展现了英国陆军的适应能力，也暴露了其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。
军事历史学家艾伦・马林森上月在《旁观者》杂志撰文问道：“有多少人意识到，我们曾经拥有一支战斗力卓越的陆军 —— 而如今它已何等不堪？”
在《英国陆军的兴衰：1975-2025》中，阐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陆军战斗力的提升历程。
奈杰尔・巴格纳尔爵士将军推动战术创新，发起了装甲机动战理论的革命。
撒切尔政府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，为军队采购了挑战者主战坦克、勇士步兵战车等新型武器，维持了军人薪资水平，并扩充了本土军（预备役部队）的规模。
这一时期，英国陆军既要派遣大量驻军部署北爱尔兰，又要应对福克兰群岛战争这一突发挑战。伞兵团和特种空勤团（SAS）作为先锋力量，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作战热情与冒险精神。
1991 年冷战结束时，英国陆军拥有 15.5 万名官兵，下辖 4 个师、9 个装甲旅和 4 个步兵旅。而到 2025 年，陆军规模缩减至 7.5 万人，仅保留 2 个师、2 个装甲旅和 3 个步兵旅，作战能力缩水过半。更严峻的是，军队的战备状态严重下滑 —— 不仅缺乏与俄罗斯进行高强度战争的准备，甚至连作为潜在乌克兰增援部队执行有限任务的能力都不具备。
这种收缩为何会发生？简而言之，1991 年和 2010 年的两次国防审查均要求陆军削减三分之一的人员和装备。历届政府似乎对由此产生的军事风险安之若素，却常常否认英国军事实力正在衰退。
首相托尼・布莱尔、戈登・布朗及其频繁更替的国防部长们领导不力，导致英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付出了本可避免的人员伤亡代价，遭遇战略失败，两场战争的人力、财力损失及声誉损害不断扩大。这使得政界、公众和媒体对派遣英军奔赴战场的支持度持续下降。
财政部对国防开支的抵触，加上国防部倾向于投资海军舰艇和空军战机，两者共同挤压了陆军的资源。
为维持预算平衡，陆军被迫削减对战斗力至关重要的人员、武器、后勤和训练投入。
陆军由总参谋长领导，这绝非一份轻松的差事。总参谋长必须赢得国防大臣和国防参谋长的信任与支持，而这本身就极具挑战性。更复杂的是，国防部高级文官的工作议程常与陆军需求相悖，尤其在削减成本和收归陆军权力方面，双方矛盾突出。
担任这一职务需要出色的沟通能力、强大的抗压能力、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，能够跳出细节专注于真正能产生影响的重大议题。
关键在于要在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，平衡好作战目标、作战方式与资源投入的关系。陆军领导层始终致力于实现这一平衡，主要聚焦两大核心任务。
首要任务是确保作战行动取得成功。这些行动由首相、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大臣下达指令，其领导能力和工作效率至关重要。玛格丽特・撒切尔等领导人展现了必备的领导素质，布莱尔在巴尔干和塞拉利昂行动中表现尚可，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领导却乏善可陈。
当战争陷入困境（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期），陆军的首要任务便转向为部队部署提供训练准备，并努力影响作战部署决策，以最大化作战成功率，同时将不必要的人员伤亡降至最低。陆军唯有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，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。
陆军的第二大任务是保障自身未来发展，为人员、基础设施、装备和训练争取必要资金。为此，陆军需要与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争夺国防预算份额，而国防部则要与英国政府其他部门竞争财政部的拨款。
陆军秉持务实创新、“使命必达” 的文化，这使其在作战中屡创佳绩。但当资源不足、指令不明时，陆军的默认选择是尽其所能完成任务。许多陆军高层官员曾考虑过公开抗议后辞职，但对国家宪法的忠诚和对陆军的责任感，让他们最终选择了克制。
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何在国防开支持续削减的时期，陆军即便私下认为政府和国防部的领导、管理及决策存在严重缺陷，且损害了部队的作战效能，仍选择接受这一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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